《研究表明早期中国人近亲繁殖非常普遍》论文研究认为，1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部的早期人类的头骨碎片表明，近亲繁殖在人类古代的祖先中非常普遍。发现于许家窑泥河湾盆地的残骸具有一种现在非常罕见的先天变形，这种变形常出现在近亲交配产生的后代。这项发现增加了人类祖先经常近亲繁殖直到旧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证据。特林考斯博士说道：这些人群可能相对孤立，人口数量非常少，因此近亲繁殖非常普遍。” 原始人群的早期阶段，男女之间的性交关系是杂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原始人群的血缘婚，使原始人群既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又是一个内部互婚的血缘家族。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思维的发展，这种无拘无束的婚俗开始发生改变。为了更稳定地生存和繁衍，同辈的男女开始相互结合，同辈的男女彼此既是兄弟姊妹，即血缘婚。血缘婚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杂乱性交，这是婚姻史上的一大进步，但这一时期人口繁殖能力和体质都较为低下。伏羲、女娲兄妹结婚的传说见于唐代李亢《独异志》的记载，也有着当时时代的特殊性和必然性。
据《吕氏春秋 恃君览》中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有序。”众人皆知的伏羲与女娲就是近亲结婚的始祖。
考古证据表明，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其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中期则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阶段，再现了原始人类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转型。古人发现畸形孩子的出生的父母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开始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性，开启了优生优化的探索之路，形成一条共识：近亲之间是不能结婚的。进入对偶婚阶段，一般由氏族内长辈亲属负责安排，或者通过议婚定约，或者通过物品交换，或者通过武力抢夺来实现。利用上述办法构成的婚姻关系，日渐带有对偶婚的特点——明显的独占性质。这种婚俗越来越排除兄弟或者姐妹配偶的共有，从而形成了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的同居关系。
最后是专偶婚阶段。所谓专偶婚，是指由一男一女结合成的，较为稳定和牢固的婚姻形态。专偶婚制度下，男性拥有统治性的地位，这促进了父权制的确立。专偶婚组织起来的家庭更加稳固，夫妻间的婚姻已经不能随意解除。这种关系受到了双方子女和社会礼俗的双重约束。夫妻双方和子女形成一个父系家庭，只有亲生儿子才能得到继承财产的权利。男人为了防止个人财产外流，坚持一夫一妻制并开始强调妻子的贞操。
大汶口M2005男性复原像 《大汶口墓葬人物服饰形象复原研究》（作者：李芽，南都学坛2016年04期）
大约在四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山东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甘肃齐家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等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其中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出土文物丰富，分布广泛，最早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五千年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进工具的使用，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社会财富，男女比例逐渐趋于平衡。当代墓葬出现随葬品多少相差悬殊、贫富分化的现象，社会地位取决于财富和礼器数量分级。对男性祖先的崇拜祭祀，成为巩固氏族成员联系的纽带，父子相继，绵延传承，强化男性的主导作用，以父系血统为核心，出现一男一女合葬墓，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母不知父的原始群婚状态，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其中大汶口文化最早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高级墓葬规模最大，出土文物丰富，遗址分布广泛。
从大汶口遗址的发掘，已看出一对夫妇并子女的房子。一般认为，我国对偶婚制大约确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汶口墓葬反映的家长制家庭是对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过渡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掌握了社会财富，母系氏族社会便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对男性祖先的崇拜祭祀，成为巩固氏族成员联系的纽带，父子相继，绵延传承，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母不知父的原始群婚状态，确立“孝敬父母、父慈子孝”的家庭观念。
父系氏族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其表现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家畜饲养规模的扩大；制陶技术的进步；铜器制造的出现；丝织品的发明；手工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形成等等。
大汶口文化陶符共有二十余个，反映出不同的阶层职能。其具体含义亦有众多不同解释，除了图像文字或原始文字的解释外，还有天象历法符号、自然崇拜符号、祭祀符号、氏族标记（族徽文字）
（图一）大汶口文化大口尊陶符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弧形的，有尖，最底下是五个山峰，是一座山，按照我国古代祭太阳的习惯，都是在山顶上，架着柴火燃烧祭祀太阳。（图二）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陶符飞鸟载日图，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尖喙鸟形，即“飞鸟负日”图腾，是东夷部族鸟图腾与太阳崇拜结合的标志，又是大汶口文化集团的族徽。太昊、少昊，是古代海岱集群先后兴起的两大集团的代称，分别以太阳神和太阳鸟为图腾。于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先民自称为太阳鸟的子民。山东、苏北、皖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已具备民族属性，即【昊族】。这表明当时拥有陶符族徽的父系社会首领太昊，以泰山为中心，拥有最高的王权、军权，主持祭祖、祭日、祭泰山等仪式，对大汶口文化各区域拥有统帅权，各区域大汶口人群形成了同族归属感，孕育着民族观念的雏形。
大汶口文化是由太昊氏族开创的，由少昊氏族发扬光大的，大汶口文化属两昊文化。少昊和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以陶符“飞鸟负日”或者“含日之鸟”（图二）为族徽，向离泰山更远的地区迁徙扩张。因此，少昊集团的“飞鸟负日”族徽，略掉了“山”字。
民族意识的发展孕育，是从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开始的，产出了三种意识：祖先意识、权力意识和图腾意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祖先意识的基础是血缘意识，血缘本为自然之缘，当其上升到社会层面，就超越其自然性而具有文化性。寻祖，一直往上推，会找到“共祖”。共祖认定，族群自然成立。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祖先意识。太昊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神，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山东、皖北、苏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昊】，必是同一个族群，即大汶口昊族，已具备民族属性。大汶口陶尊符号“昊”是一个氏族部落的标志性族徽。持有这种族徽的昊族居民，只能属于太昊系部族。在先秦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战国末期荀子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并非一人。但有学者考证伏羲应该是太昊集团的一支，发源于东方，因西迁或者南迁，后代子孙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不止远在天水伏羲庙，还有南方三苗祭奠伏羲。
藏于国家博物馆的这件大汶口文化象牙梳，距今5500年，精美的镂刻工艺和保存完好的象牙制品，无不让人赞叹古人高超的技艺！日月星辰周而复始，经天运行，使人们认识到天象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历法的制定就变得非常重要。观测星象，判别节候、记载年月时日，编制历法。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这是一个太极图的原始雏形，是刻划在象牙骨上的天地之数，也是海上日出之后的天地阴阳图，是从“两仪”之中生出“四象”的一种表达方式。
它证明了易学并不是源于商周时期，而是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伏羲是制作八卦的始祖。
太昊伏羲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人文始祖，当考古发现的象牙梳上出现了疑似“八卦”图案、又恰巧属于大汶口文化区域。
根据据民间传说：太昊伏羲氏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第一位首领，也是父系社会开创人，可能是后人对父系社会首领崇高地位的追称。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掌握了社会财富，母系氏族社会便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对男性祖先的崇拜祭祀，成为巩固氏族成员联系的纽带。总之，大汶口文化为父系社会之最，太昊伏羲氏被尊为父系社会的始祖。
我国父系社会遗址的典型代表-山东大汶口文化(公元前 4300年-前2500年)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文化形态。大汶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骨器，陶器、石器、玉器等，房址、灰坑等生活场景及使用工具，它的年代距今 6300年至4600年新石器时代，开始进入父系社会时期，贫富分化开始，私有制萌芽，一夫一妻制形成，社会开始分工。
大汶口文化墓葬图，墓中男子是墓主，旁边是女子和幼童。大汶口文化时期，家庭开始以男人为主，就变成父系社会，当时的家庭婚姻关系已经相对稳定，父系氏族，已经是一夫一妻制。
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标志着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黄淮地区当时在广大区域内遗址分布集中，大型遗址起着中心聚落的作用，农业、手工业发达，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与早期国家诞生有密切关系，黄淮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东方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南北、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对大汶口遗址墓葬初次发掘中，随葬品与性别关系就明显表现出来，即男性主要以武器、工具等陪葬，女性以纺轮、骨针等陪葬。在大汶口文化中，专门用于祖先祭祀、占卜的涂朱龟壳、龟甲、象牙琮等“神器”主要发现在男性墓葬中，而女性墓葬则十分稀少或几乎没有。同时，在这些男性墓葬中，往往发现许多体现富有或权贵身份的随葬品。它表明当时拥有王权、军权的男性首领 ，基本为为氏族、部落权贵人物。从父系社会进入前国家时代，利用军队来维持内部秩序，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统治许多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村落。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地区，极有可能是最早产生酋邦的区域。大汶口文化早期仍是简单酋邦，中期开始展开社会地位的竞争，并以复杂的礼器（玉器和黑陶）组合呈现。大汶口文化晚期，鲁南日照地区出现多个互相竞争的大型聚落，已经是复杂酋邦，并进一步发展到中原及其淮河流域，社会地位取决于财富和礼器数量分级，形成了最早的礼制。大汶口文化走向文明的模式不同于良渚文化的崇尚神权模式，而是崇尚军权-王权的模式。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按照社会进化论模式和王权-军权-神权模式，可以分类如下：
仰韶文化：典型的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母权模式
红山文化：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女巫神权模式
石家河文化：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原始酋邦，以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良渚文化：父系社会+高级酋邦，以男性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典型的父权制社会+高级酋邦+军权-王权模式
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山东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阶层秩序与礼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类分级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这种礼制秩序在后来为商代所采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高级酋邦是一种地域组织，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规模从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已很像早期国家。酋邦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的社会，贵族阶层通过生产资料和财富交换控制经济和劳力。象征、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标志着酋邦已进入文明的最早阶段，其物质表现为：（1）营造纪念性建筑。（2）贵族墓有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而且往往是舶来品，以显示他们对权力的拥有；（3）武力象征。酋长墓常随葬武器，以表现尊严和由武力主导的社会秩序。在酋邦社会，人的血统有等级，高贵和贫贱与生俱来。酋长不仅意味着出身高贵，也是神的化身，这一特殊身份有助于使其权力合法化。到了酋邦阶段，战争“是为了扩大政治经济，掠夺土地和劳动力”。因此酋邦可以占领一个大区域，统治许多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村落。古今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父高级酋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军权——王权的国家模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