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亲生父亲，经历了大清帝国的兴衰和转折。作为清宣宗道光帝的孙子、醇亲王奕譞的第五子，他从小生活在王府的显赫环境中，尊贵的身份比历史上的多尔衮更为显眼。由于大哥、三哥、四哥早逝，二哥载湉继位为光绪帝，年仅七岁的载沣便继承了醇亲王的封号，成为第二代醇亲王。
载沣外貌俊秀，举止优雅，常穿戴华丽的宫廷服饰，头顶嵌有红宝石的顶珠，身披绣有五爪金龙图案的华服，腰佩宝石饰物，展现出深沉而内敛的皇家气度。然而，在这风光背后，载沣的生活却充满了无奈与隐痛。作为清朝最后的实际掌舵者，他见证了帝国的灭亡与时代的变迁，尽管他曾竭力试图挽救大清，但终究未能抵挡历史的洪流。
载沣
载沣的嫡母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叶赫那拉氏婉贞，她于1859年嫁给奕譞。两人的婚姻在慈禧的强力支持下顺利缔结，而载沣的生母则是侧福晋刘佳氏翠妍，出身相对普通，其父刘德庆为五品典卫。如果不是婉贞有慈禧这一坚实靠山，刘翠妍本有机会成为奕譞的正福晋。然而，由于嫡庶有别，刘翠妍不得不小心翼翼，深怕得罪慈禧的妹妹，更惧怕触怒慈禧本人。慈禧当时正值宫中得宠，随便一句话都可能让刘佳氏的家族毁于一旦。
奕譞与婉贞的前四个孩子均由婉贞所生。1866年，婉贞诞下了长子爱新觉罗·载瀚；1871年，她又生下了二子爱新觉罗·载湉，后者便是后来的光绪帝。婉贞随后又生了第三子和第四子，但这两个孩子皆未长大成人，其中第三子未命名便早夭，第四子载洸也在5岁时夭折。
叶赫那拉·婉贞
刘佳氏在1883年，也就是慈禧妹妹连生四子之后，才生下了她的大儿子载沣（奕譞的第五子），随后在1885年生下二儿子载洵，1887年又生下小儿子载涛。刘佳氏在奕譞府中一直过着谨慎而压抑的生活，这种局促不安的环境深刻影响了载沣的性格，使他从小养成了谨慎内向的性情。
载沣13岁时，嫡母婉贞病逝，刘翠妍终于得以掌管家务，地位有所提升。然而，仅一年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载沣年仅10岁的弟弟载涛被慈禧太后过继给钟郡王为嗣，令刘翠妍痛心不已，但她无力改变这一命运。此事让她情绪失控，最终导致精神失常。刘翠妍的疯癫对载沣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他性格中的懦弱与压抑。
刘佳氏剧照
载沣的婚姻也充满波折和打击，完全由慈禧太后主导。慈禧将自己宠爱的养女——她的心腹大臣瓜尔佳·荣禄的女儿幼兰指婚给了载沣。然而，载沣此前已经定下了两门亲事。第一位未婚妻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殉难，另一位则是载沣钟情的女子，却因慈禧的干预和强行指婚而自尽。
这一变故再次深深刺痛了载沣的母亲刘翠妍，导致她精神再度失常。尽管载沣对这场强加的婚姻心存不满，但在慈禧的权威面前，他无力反抗，只能选择顺从。于是，19岁的载沣不得不娶了比他小一岁的瓜尔佳氏幼兰，完成了这桩政治婚姻。
由于成长环境的紧张和婚姻的无奈，载沣愈加小心谨慎。他深知，只要慈禧太后稍稍动动手指，他和整个家族的命运便可能锦缎不可挽回的深渊。因此，他只能顺从慈禧的安排，迎娶她的义女。而在婚前，载沣做了一件事让慈禧对他另一只眼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清军章京恩海所杀。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响应《辛丑条约》，其中第一条就是德国要求清朝派皇家特使前往德国进行道歉1901年6月5日，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权衡利弊后，正式成才年18岁的载沣为“头等专使大使”，打破了“皇室不成员仅洋”的传统，前往德国肩负着这项艰巨的任务
对于刚入盟的国内而言，此次出访德国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他不仅要维护国家尊严，还要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如果处理不当，舆论可能会将他斥为“汉奸” ”，激起民众的愤怒，而这将严重损害他的个人主义和清朝政府的威信。对外，若应对失策，德国可能借机对清朝提出更多的女性要求，甚至进一步侵害中国的利益。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下，德国多次表现出侵略野心，因此载沣必须小心应
德国后，德国皇帝试图让载沣行跪拜之礼，然而载沣态度屈服，他以道德和坚定的态度拒绝了这一要求。载沣的从容不迫和得体表现令德国人刮目相看，赢得了他们在此过程中，载沣还请教了接待他的威廉·亨利亲王治国之道，亲王告诉他：“欲使皇家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沣就此深以
这次出访德国，载沣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表示谢罪之行转变为一次学习行动。他的表现却赢得了中外一致的赞扬，起因是德国人想借此机会羞辱清朝，但因载沣的表现，反而获得了德国皇帝出色威廉二世的赞赏。此次出访为载沣的仕途铺平了道路，使他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18岁的载沣，清朝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
慈禧太后闻讯大喜，遂命载沣为随扈大臣，使其得以近距离参与国家最高决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载沣又兼管健锐营事务，成为“协理事务参领”，负责京师守卫。此后，慈禧太后再委以重任，命其掌管章奏文移，可见对其能力之信任。随着载沣在军务和文职上的出色表现，慈禧太后对其愈加倚重。不久，载沣擢升为正红旗满洲都统，跻身清廷高级武官之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载沣又获授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正式步入国家最高决策层。同年秋冬，载沣更获准在西苑门内骑马并穿“带膆貂褂”，此乃皇室恩宠之至，彰显了慈禧太后对载沣的信任与厚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病重。朝中大臣张之洞、世续等人在慈禧召见下商议立嗣事宜，有人提议由载沣继位。慈禧太后却认为，同治、光绪两帝已为兄弟相继，若再立载沣，恐有“三代皆属昆弟传承，古无前例”之嫌，遂予以否决。她另辟蹊径，决定立载沣三岁的儿子溥仪为帝，如此一来，她仍可继续垂帘听政，掌控朝局。
载沣生性懦弱，性情温顺，深得慈禧太后信任。慈禧太后深知自己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堪忧，垂帘听政或有不便。然而，她对载沣的性格十分了解，深信能够轻易驾驭，故而放心地将皇位传予溥仪，以便自己继续执掌大权。
慈禧
光绪帝驾崩后，载沣的长子溥仪被立为皇帝，年号宣统，而载沣则成为摄政王。载沣为人性格谨慎，优柔寡断，正是因为这一点，慈禧才选中了他作为朝廷的掌权者。然而，慈禧万万没有预料到，她会在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便撒手人寰。
26岁的载沣因此走上了权力的顶峰，作为摄政王开始了他短暂的执政生涯。此时的大清已经风雨飘摇，他满怀热情，渴望有所作为，然而他在许多事情上不得不受到隆裕太后的掣肘，难以施展抱负。
载沣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袁世凯的威胁。然而，清廷的军权几乎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载沣既无足够的武力支持，又担心一旦采取极端手段如刺杀，可能会引发兵变，危及朝廷安全。深知这一点，载沣选择了较为保守的策略，下令以袁世凯“足疾难行”为借口，让他回乡“休养”，暂时解除了这一隐患。
袁世凯
载沣不得不重新调整策略，将重点放在集权于中央、巩固皇室地位上。他决定建立一支“禁卫军”，将京畿地区的新军统一划归中央直辖，并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由他亲自掌控。他从北洋第一镇调拨部分军力，主要为旗人，又从闲散的旗人和宗室中的青壮年中挑选人员进行专业训练，以培养高级军事人才。
表面上，载涛、毓朗和铁良等人负责新军的组建与训练，但实际上，载沣安排自己的弟弟担任关键职位。载洵被任命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咨府大臣，并代理统率禁卫军。到1911年，禁卫军编制完成，但骑兵力量的不足成为一大弊端。
为掩盖皇族集权的迹象，载沣颁布诏书，重申预备立宪的承诺，要求各省积极推进宪政。当年，清政府成立了谘议局，载沣宣布废除军机处和旧内阁，设立新内阁，任命庆亲王奕劻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在新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八人为满人，其中五人更是皇族成员，这一“皇族内阁”立即引发各省谘议局的反对。
面对这些反对声音，载沣态度强硬，直接下旨表示：“组阁乃皇帝之特权，非议员可干预。朝廷用人，当审时度势，秉公无私。尔等臣民，皆当遵守钦定宪法大纲，不得擅自干预，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此举进一步加剧了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与此同时，新内阁中的各派官员争权夺利、内斗不止，而性格软弱的载沣对此难以控制，导致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最终陷入无法调和的局面。
载沣随后以“筹办立宪新政”为借口，加重田赋钱粮和苛捐杂税，导致税收猛增三倍，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各地反清武装接连爆发，满族亲贵和地方官员屡遭暗杀，载沣也陷入了危机之中。汪精卫、黄树中等人在北京银锭桥策划暗杀他，虽然行动未遂，但险象环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载沣彻底慌乱。他发现自己无法指挥袁世凯所掌控的北洋新军，最终只能请求袁世凯出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一举动让袁世凯牢牢掌握了清朝的实权。到12月6日，载沣因局势失控，被迫引咎辞职。
载沣的最后人生
卸下摄政王的重任后，载沣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伤感或不满，或许源于他对政治本就兴趣不大。尽管辞职，他依然保留着醇亲王的爵位，辞职对他而言如释重负，仿佛终于摆脱了压在肩上的千斤重担。回到府中的他，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我终于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他似乎打算像他的父亲一样，将保命、保全家族作为毕生的目标。
然而，这番话却深深刺痛了个性刚强的瓜尔佳氏幼兰。听闻此言，她愤怒至极，痛骂载沣懦弱无能。载沣因此大哭一场，但很快便释然。他依然选择过着“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生活，退隐家中，享受了一段相对平静而舒适的日子。在他看来，这并非灾祸，而是福分。
两个月后的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此时，载沣对自己的选择更加笃定。他每天按照孝道，生活简单而有规律。
虽然清廷的灭亡已成定局，但部分满清遗老将责任归咎于载沣和溥仪，指责他们是大清覆灭的罪魁祸首。对此，载沣置若罔闻，闭门谢客，专注于看书、绘画和写日记。他甚至纳了侧福晋邓佳氏，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似乎对外界的纷争早已失去了兴趣。
每天清晨，载沣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母亲请安，磕头问候。随后，他前往大书房“宝翰堂”洗漱、用早餐，并开始读书看报。宝翰堂藏书丰富，其中他最喜爱的就是《资治通鉴》。直到中午时分，他才回到王府，陪伴福晋一起用餐。
午饭后，他小睡片刻，下午又回到大书房继续读书。傍晚时，他回到王府，和家人一起玩纸牌、听唱片、聊天。他的多数时间都花在书房里，读书、看报、写日记。
载沣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特意购置了相关书籍，反复研读，并将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夏夜纳凉时，他常给孩子们指认天上的星座，并讲述星座的有趣故事。每当报纸上提到日食，他就带领孩子们用蜡烛熏黑玻璃片，和他们一起透过玻璃观察日食，还将观察到的情况详细记录并配上简单的绘图。
载沣为人宽厚，对仆人们也十分友善。即便仆人犯了严重的过错，他最多只是严厉说几句，从不施以惩罚。
王府的日常事务一向由母亲刘佳氏管理。1925年刘佳氏去世后，载沣更是不再过问府中的事物。每当下人前来请示时，他总是简单地回应：“照老例去办。”即便下人送来报告或账目，他也只是简要批示“速办”或“照老例去办”。
溥仪退位后，醇亲王府像其他王府一样渐渐衰落，府内的财物屡遭下人偷盗。由于载沣不加理会，偷盗现象愈发猖獗。即便大书房的摆件等物品失窃，他仍旧淡然处之。有人问起摆件去向时，他甚至能平静地指出是哪位下人拿的，却从不让人追查。
载沣深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因此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即便生病，他也极少请医生，不愿吃西药或中药。即便是宫里送来的药，他也常让人偷偷埋掉。不过，他雷打不动地坚持服用自己特制的“小药”，还要求家中老少都服用相应的“小药”。
对于子女，载沣关爱有加，但从不溺爱。每当孩子生病，无论什么病，他总是摸摸孩子的手说：“吃多了。”然后便用自己的“食疗法”来治病。他要求生病的孩子停止吃正餐和甜食，改吃他亲自储存的一种“糟米”。这种米是被虫蛀过的老米，载沣亲自储备了几缸，用谷糠混合储存，并用石板密封防鼠。这些糟米经过大火熬煮，小火慢炖，形成一种粘稠的“米糊”，气味难闻，味道苦涩。孩子们都不愿意吃，每次生病，只要能起床，便赶紧声称康复，以避免继续吃糟米糊。载沣因此更加相信自己的食疗法有效。
醇亲王退位后，王府中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会见孙中山。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仍积极奔走，呼吁“巩固共和”，深得民心。北京、天津的逊清皇室成员也纷纷表示拥护共和。奕劻认为，皇族亦不宜置身事外，便与载沣商议，决定邀请孙中山到醇亲王府邸会谈。载沣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在宝翰堂门前恭候。两人会谈气氛融洽，孙中山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令载沣深受感动。
临别前，孙中山赠予载沣一张亲笔题字的半身照。载沣视若珍宝，将其供奉在书房，并常常焚香拜祭，以示对孙中山的敬意。他深信，从此满汉一家，天下太平。
退位后，载沣最担忧的便是两个儿子溥仪和溥杰。溥仪身为前朝皇帝，又年幼无知，载沣难以严加管教。而溥杰深受兄长影响，两人皆心怀复辟之念，令载沣忧心忡忡。
虽然清朝已告终结，但一些遗老遗少依旧不甘心，企图复辟。其中，载沣的妻子瓜尔佳氏尤为积极。她作为荣禄的女儿嫁给载沣，本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清朝的退位感到非常不满。她经常向子女灌输恢复祖业的思想，强调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后裔。她教导子女：“要好好做人，认真读书，辅佐你们的哥哥，不要像你们的父亲那样没有志气。”她还投入大量资金与政客和遗老遗少们建立联系。载沣则作为观察者，偶尔向人讲述复辟的无望，认为这是痴人说梦。他尽力与各种政治人物保持友好关系，希望保住儿子溥仪的逊帝位，并享受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优待。
尽管载沣试图远离政治，但他仍一度险些卷入其中。1915年冬，袁世凯自封帝位，引发了轩然大波。为了拉拢清室，袁世凯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载沣，载沣无奈只能接受。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偕世太傅见四皇贵妃，商讨皇室与袁大总统的婚事，已得到确认，命筹办相关事宜。”然而，袁世凯仅在83天后就去世，婚事也随之作罢。
黎元洪和段祺瑞掌权后，载沣经常在重要节日，特别是溥仪生日时，向他们赠送丰盛的宴席，以保持与当权者的友好关系。
张勋复辟时，清室的一些王公贵族及遗老遗少们再次活跃，甚至到醇亲王府找载沣商议对策。载沣则保持沉默，采取观望态度。复辟尚未定策，讨逆军已进城，溥仪仅做了12天皇帝便退位。载沣与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共同拟定退位诏书，将主要责任推给张勋。经过段祺瑞和徐世昌的认可，局势得以缓解，载沣最终保住了儿子的安全，使其继续享有优渥的生活。
载沣最关心的是溥仪和溥杰兄弟的安全。他认为，留在京城有保护，一旦出国可能会遇到意外，因此竭力阻止他们的留学计划。
有一次，溥仪和溥杰计划逃往国外，载沣得知后，立即飞奔前往紫禁城，命令关闭所有宫门，并全城戒严，才阻止了他们的计划。载沣在事后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情绪激动。
当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来到醇亲王府，载沣再次感到极度惊慌，他焦急地在府中来回踱步，嘴里不断唠叨，手足无措。那晚，溥仪的老师庄士敦来到醇亲王府，告知载沣他已与黄郛摄政内阁的外交部长王敬廷商定，将会保护溥仪及醇亲王府的安全，载沣才稍感安心。然而，溥仪仍被迫离开了宫中。此后，载沣一再拒绝日本人接触溥仪，度过了一段充满忧虑的日子。
1932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载沣拒绝随行。两年后，作为平民的载沣前往长春探望溥仪，逗留了一个月，但始终拒绝担任任何伪职。之后，他在平津两地居住。
到1939年，载沣带着家眷回到北平，他守着曾经的大王府，希望为儿女们提供最后的避风港。
日本投降后，王府里频繁有人来询问房屋是否可租赁，尽管载沣一一拒绝，但这让他更加担忧。他感到许多民国新贵对他的王府虎视眈眈，因此开始寻找保住家业的方法。
1947年，载沣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规定学校的房屋不得强行借占。于是，他和小儿子溥任商量，将王府剩余的空房改建为一所学校。经过半年的准备，王府内开办了“私立竞业小学”。载沣以金静云的名义担任学校董事长，溥任以金友之的名义担任校长。学校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减免学杂费，并对考试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免除学杂费。
载沣对这些学生十分关心，他对教育非常负责，还将自己购买的地球仪、天体运动演示用的三球仪，以及动物、植物、矿物标本捐赠给学校作为教具。
1948年，载沣从儿女那里得知，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局势动荡。为了确保家人的安全，他决定将全家迁移到西侧花园的益寿堂。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城市。经历了许多变故的载沣心态变得更加淡然。他看到解放军入城后，未扰乱市民生活，心里逐渐放松。1949年2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正月，北平局部开始和平，解放军入城后局势安定。”
载沣感受到解放军与众不同的风范，决定租辆洋车在北京城里逛逛，观察社会风气的变化。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后，决定在家中废除旧习，迎合新时代的“人人平等”政策。特别是在女儿韫欢的婚姻上，载沣摒弃了旧式的包办婚姻。得知韫欢与比她大两岁的年轻干部乔宏志恋爱并准备结婚时，他尊重了女儿的选择，使韫欢成为皇族中唯一一个与汉族平民结婚的人。
1950年8月，载沣得知溥仪在抚顺战犯所接受劳动改造后，长舒一口气。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单位急需房屋作为办公或生产基地，载沣决定出售王府。他以九十万斤小米的价格将醇亲王府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将售房款的一半留给自己另购住房，另一半由八个子女平分。
1951年2月3日，载沣因多年老病感染风寒，医治无效去世。除了溥仪和溥杰，溥任及六个女儿都在他身边，载沣的离世算是安详的，没有太多的痛苦。丧事由溥任和载涛负责，载涛作为礼仪专家，按照满清旧礼为载沣安排了“风光”的葬礼，他被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
总结而言，载沣的一生是清朝末年历史的缩影，反映了王族子弟在那个时代的无奈与挣扎。他虽未能挽救清朝的颓势，但在政治上表现出明确的立场，努力与伪满洲国划清界限，显示了他的民族气节和政治胆略。载沣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变化，远离政治，最终在晚年享有相对平静的生活，活到68岁，直至寿终正寝。